2014年7月25日，我有幸应邀主持由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高峰论坛。南周是我钦佩的纸媒，连续六年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袖奖和团队奖评选，以及国企、民企、外企和中国500强的社会责任案例发布，获奖的名企大企银行等众多，惜其中仍有部分企业慈善公益案例处于低效捐赠的慈善1.0版本，当我提问获奖者“你所在的部门，你自己或者是说你们的机构觉得你是一个支付型的、消耗型的部门还是利益型、创造性部门？”时，大部分获奖者表示他们是一个创新的部门，也有发言者并不认同。于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中国建设银行的社会创新案例。
深圳市慈善会和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跟建行深圳分行在做成了一件挺不简单的事情。大家知道在中国，民非从出生的时候就没有财产权，没有工商执照，没有贷款证，所以不可能做银行贷款。但是我们跟建行在深圳真的是做成了融益通项目：给深圳社会组织提供免抵押、免担保的低息贷款，支持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可持续发展，非常好。
公益金融在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发展空间，今天获奖的很多银行，未来有没有可能除了做贫困助学或者大病救助等公益服务性项目，真的是以自己的核心优势支持中国的社会建设，像美国的第三部门支持了全国10%的就业、创造了7%的GDP，这个里面怎么可能缺少金融的核心业务呢？有没有比企业以利润拿出来捐赠做消耗型慈善更好的社会创新？
我试图提供一个多元的视角，我非常清楚今天是一个表彰大会，一个个优秀案例我深信他们都讲得非常棒，非常有使命感，慷慨激昂并给我们以振奋。我想讲的是在欧美非常流行的SROI，做公益效率的量化评估，实际上公益是有技术是专业的，为什么国外的技术东西我们要去回避呢？还是建行的例子，建行的深圳分行一年贷款约一千个亿，给社会组织的贷款授信一个亿，人家说你建行干脆拿钱出来做公益捐了吧。为什么我们强调用贷款的方式来做这一个亿呢？
我们熟知在经济链条里面有研发、制造业、品牌、金融等定位，公益生态链条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价值倡导和研发机构在中国公益圈少之又少，大量的NGO恐怕是制造业定位，品牌支持性机构也奇缺，还有就是类似于金融定位的基金会，包括像建行的社会组织贷款、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等等，共同构筑公益生态丰沃土壤。我接着讲，我们原创并建行做出这个社会创新项目后，建行给深圳42家社会组织贷款，而它们服务了340多个社区，因为建行的发展战略是做社区银行，这42家机构成为建行的贷款客户以后，建行将在3年内几乎零沟通成本进入100个社区，听到这里应该都清楚了，建行一方面履行了银行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它是拿了渠道费用支持它做社会组织贷款创新，哪怕这一块的利息是低息的、免担保和免抵押的，比小微企业贷款利息还要低。为什么企业社会公益不能做这样的精算呢？为什么只停留在价值观和理念倡导的层面呢？我提供多元视角，当然最后选择是你自己。
最后的环节是对话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发起人潘江雪、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腾讯企业社会责任部总监陈圆圆和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翔。愿与各位分享：
房涛：咱这四家机构算是耳熟能详了，他们过往的慈善故事或者公益项目算是众所周知的了。美国慈善思想家Peter说今日慈善势必需要突破过去的束缚，用激情、责任、谦卑、勇气、智慧去重塑慈善。我想问一下，在你们过往那么擅长的捐赠方向和领域、现有的优秀项目投放额里面，你们有没有可能拿出10%，超越你的“捐赠舒适度”去做一些大胆的、有风险的探索，支持社会创新，推动倡导行为，当然这可能有风险，可能会失败，你会做吗？
潘江雪：这个对于企业基金会比较合适，我们和刘文奎都是接受别人捐赠的，这个10%要有捐赠人愿意让你这样去做。我们有很多捐赠是定向捐款，你很难在事后改变用途，是事先去做，这对于真爱梦想来讲我们很愿意。并不一定是10%这么多，我们愿意拿出一部分钱去尝试以前没有做过的，想挑战一下。
刘文奎：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基金会的文化里面有三个词，叫做服务、改变、阳光，改变就是说我们基金会做所有的事情非常追求境界创新，如果资金允许的话，捐赠方同意的话，我们会把很多的资金用于创新。虽然很难，但是我们一直在这么做，可能并不一定达到10%，10%在我们去年是三千万，公众的钱很难去一个一个去沟通，我们的方法是和企业沟通，比如说我们做的美地乡村项目，以前没有做过，一个村子铺几百万，要做基础设施，还要做合作社，合作社能不能成功，最终取决于农民有没有收入，这个和经营企业的难度差不多，而且由公益组织来做，我觉得比做企业还难，风险很大，完全有可能这个钱投出去没有收益。没有收入大家可能会批评我，做不做？做吧，我们做了三个。只有这样敢于尝试，敢于创新，很多问题用原来的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通过这种尝试很有可能会有新的结果。
彭翔：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安利企业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还有安利企业社会责任的负责人，这两个身份不太一样，实际上我觉得我每天工作是创新，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来讲，不断有新的做法，新的思路，去解决你所关注的社会议题。还要去跨界，不仅要关注社会议题，而且还要和企业的优势、核心的能力和跟未来的品牌美誉度做结合。对于公益来讲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年在新项目的投入上，可能是不止10%的，我们基金会有自己的核心项目，春苗营养计划，我们每年在这个项目投入大概是四千万到五千万。我们在其他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农村儿童的友好社区，包括与真爱梦想的合作、对扶贫地区的需求调研，我们都在尝试，包括未来用一个更创新的方法把政府、企业和公益资源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跟邓飞是否可以构建一个众筹项目，搭建这样一个生态圈，政府出建设学校的食堂的钱，由我们来提供厨房设施，由邓飞提供补充孩子吃饭的钱。我们以众筹构建一个解决学生营养问题的生态圈，也许能更让大家看到协作、高效的可能。
陈圆圆：腾讯基金会是捐赠型的基金会，我自己感觉有很小的遗憾，腾讯基金会收到捐款超过一个亿，我们没有拿出10%去做创新，我们没有感觉到有更多的让我们拿出10%去做的项目，一个好项目我们觉得有价值的话我们真的愿意去投，而且腾讯愿意往这个方面与合作伙伴探索，所以我们的困境是希望有更多公益组织、项目等，可以由我们的平台提供支持，除了筹钱的平台，也有开放的支持型平台，包括今天在微信上都有更多的可能性。我除了负责腾讯的CSR之外，还负责公益项目，我自己专门负责的腾讯筑梦新乡村的项目，2009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原本今年结项。我们今年找到了一个互联网企业如何帮助西部乡村发展的新模式，我们探索乡村社区营造概念和公平贸易，为多数人设计，如何把这些人整合在腾讯的平台上，我们拥有一个新的出发点，在去年我们第一个做的公平贸易商品是帮助一个村庄的茶农。我们通过整合优秀的设计师包装了以后，把一个原本不知名的作原材料供应的小村庄的茶叶售卖出去，这个项目在三个月内取得了18万的利润。这对于腾讯以前捐的款来说性质是非常不同的，然后我们把18万做反哺，他们非常地激动。我们问他，你知道这是谁给你们发这些东西吗？他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其实他们不需要知道我们是谁，但是我们通过这个项目的反哺让他们感知到他们受关注，都是空巢老人和妇女，这个项目获得的小小的进展以后，我们基金会的领导就确定，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方向，虽然这个项目结束了，这一阶段结束了，我们将启动下一个阶段。
房涛：真爱梦想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操作型的基金会，扶贫基金会2007年提出来转型成为资助型的基金会。你们认为你们首要客户是谁？你们现在和你们转型之前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潘江雪：我们首要服务客户是我们的对象，我们很清晰地定义为梦想中心所在的老师，这是我们首要的客户。我们一直认为公益组织基金会是双客户的，服务对象本身是我们的首要客户，但是实际上我们捐赠人、拨款型基金会、爱心企业也是我们的客户。
刘文奎：这个答案是一样的，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看最终问题是受益人有没有得到帮助，有没有效。我们原来是操作型基金会，2007年提出来从操作型转向资助型，我们意识到靠我们自己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所以需要更多的伙伴起来一块儿完成。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转成完全的资助型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定位成操作和操作结合的混合型基金会。我们自己也会去做，也去摸索经验，然后有一些好的模式我们来推广，也资助伙伴去就一个问题，可能会资助三四种不同的方法，最后选出来一个效率最高、最可操作的，然后一会儿来做。
嘉宾提问：我想问一下潘女士，我看到那种你们建的真爱梦想的教室和中间的各种设施，其实和城市的中小学生比较是很完善的，其中iPad是在国外争议性很大，因为很昂贵。所以我觉得您的操作性很强，但是在正当性上，像iPad对于你们倡导的素质教育，到底有多大的效果？还有就是，你们内部对于有争议性的问题怎么样进行讨论呢？
潘江雪：谢谢你问题，蛮尖锐的。这也回应刚才房涛讲的，一个公益组织是否要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首先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去使用iPad，我们使用的是安卓的我们定制的，价格比苹果的要便宜很多。过去我们做的那么舒服的PC版的梦想中心，为什么今年一半的梦想中心调整为iPad版？这是基于我们对未来的了解，我们处于一个变化的时代，教育本身也在进化，通过在线教育和移动终端、大数据等学习分析，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在不断地借助新的科技更新，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学习和尝试去做别人现在还没有做的事情。
这个学习的机会我们要把握，公益组织不是去做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存在的使命和价值，正是因为政府、企业可能现在还不成熟，他们不愿意去做，或者没有利润，可能不知对错，所以是公益组织一个生存的空间，基于这个我们了解到未来的学习，触摸学习是很自然的，如果是有孩子的家长很清楚，只要你给孩子一个iPad，一个iPhone，他一定会找到他要玩的游戏，他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废寝忘食，如果你不管理他的时间的话。所以这种在游戏中的学习是未来学习的一种方向，所以也是基于真爱梦想对未来学习的这份了解，我们需要让所有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接触触摸式的学习方式，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正是因为城乡之间的差距，我们看到有很多农村的孩子到达城市的时候，来到地铁站，他都不会通过触屏来买票。所以技术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那么真爱梦想的目标是推动素质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均衡。这一点上我们把现在相对比较前端的、先进的教育技术带给乡村的孩子，带给所有的孩子，这是教育公平的一种方式。是的，iPad学习是有争议的，这也是我们挑战自己的一个方法吧。
提问：你好，我想提一个问题是针对潘女士。我首先很感谢在这里与真爱梦想的相遇，我之前有两年在云南支教经历，您提到了素质教育，今年确实希望做很大调整，将艺术教育等方面提到了日程。您对素质教育定义是什么样的，怎么样衡量？过去几年的工作当中，您觉得效果是在什么方面？您看到目前的成效在哪方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于我看到您把整个重心放在教师身上，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对教师的激励。对于教师的跟踪部分是怎么做的？
潘江雪：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真爱梦想对于教师的不仅是只有激励，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因为教师不是一个学习型的群体，你在乡村你很清楚，很多老师几十年如一日靠着一本教案糊弄孩子，所以如何让学生爱学、学起来，先要如何让老师学起来，真爱梦想我们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帮助教师成长，我们发展了一套教师培训体系，现在正在和很多企业中的HR部分和培训部分以及大学合作，希望能够为老师提供一套教育部现在还没有提供的教师专业成长的培训课程。这个方面也特别需要企业界的介入，因为我们发现只有培训界的培训才真正基于市场、基于服务对象的需求，我们老师没有基于孩子的需求来进行自我的充电。
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素质教育，这是一个特别受到争议的话题，简单来讲所有的教育都应该是素质教育。但是我们真爱梦想是比较狭窄的、与学科教学和应试教育相对的那部分的素质教育，不止是音体美。它的概念是说孩子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全面发展的人所要具备的全人素质。也就是说多元智能的部分。那么在国际上对于什么是素质教育和多元智能是有很多不同的定义的，真爱梦想选取了这一部分，关于21世纪人才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构建了我们的梦想课程体系，详细的你可以在我们网站上来看，好吗？
房涛：深圳市教育局刚刚在放暑假前一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市550多名校长过来，深圳推出了学生素质教育八大素养要求。开学以后，会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在主渠道的推动下强化综合实践能力，包括支持组建学生社团、参与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等。
插一个问题给两位企业基金会负责人，今天对话题目叫做“公益基金会的企业化管理”，安利和腾讯两位是企业基金会，真爱梦想和中扶基是非常优秀的非企业基金会。你们两位觉得企业做基金会，是不是在企业化管理这方面会容易一些，还是更困难一些？
彭翔：真爱梦想是企业化管理的典范，做得非常棒。安利公益基金会是脱胎于企业的，是企业出资成立的，很多企业的思维方式是有很深的烙印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讲的一句叫做企业化思维，不是一种很照搬的手段，而是看问题的一种方法。我做基金会大概是快四年的时间了，第一个是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要经常做策略，这个可能是跟草根基金会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说从我们企业化的思维来看，是先有策略后有项目的，所以成立之初我就知道未来三年或者是五年我要把基金会带向哪里，告诉我将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的优势资源集中在什么地方做，虽然对我来讲很痛苦，但确实是一个机构和组织应该去借鉴企业的一种思维。
第二个我觉得特别痛苦的事情，是我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大概做了一百多个报告，要上台讲，要写各种各样的PPT等等。但是后来我觉得正是因为如此才让安利基金会能够走到今天，沟通，特别是互联时代，沟通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利益相关方蛮多，有我们的资助对象，有我们自己的营销活动，当然也有企业的高层、我们主要的出资方，你让他全面了解你的想法你的目标和使命，你将来想怎么样去做，怎么样花好这笔钱我们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这可能对很多的NGO都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一个我个人的感想，是我们做企业的时候有一个KTI，我自己理解是一个明确的、可量化的标准。跟我们做广告投放一样，没有转发率和到达率，就没有人把钱投给你。我们做公益也是一样，我们做春苗厨房，我觉得好，不是说你说好就好了。我们有督导对每一所厨房做调研，不是抽查，最后的结论是正常运转率是98%，这是可量化的目标。我们和北大的青少年研究所合作，对孩子的身体指标做发布，每立方厘米是增长1.62这样一个数值，证明他的身体状况是好了，两周患病率，白细胞含量等都在下降或者是说提升，我觉得这是可量化的。那么最后你对你的利益相关方、你的捐赠人去交代的时候，就有清晰的可量化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可能对其他的NGO是有借鉴的意义的。
陈圆圆：我觉得更容易些，因为我们最紧密的合作伙伴是腾讯内部的个人和部门，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整合他们的资源来为创造社会价值提供更好的便捷的通道。我们基金会有30个人，有20个是产品和技术，而产品和技术团队，有从事财付通的领导和手机QQ的兼职产品助理总经理，在志愿为我们团队做指导，也就是说我们先天获得了来自企业管理的人才支持。、
第二个是安利分享的我也非常认同，我们基本上每半年都要做一次三年计划的回顾，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策略。我们感觉一开始我们的方向都不对，腾讯基金会一开始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们用企业的策略修正它，我们不断强调目标，我们做一个项目是以做这件事为目标，还是做好这件事为目标，强调量化的结果。好到什么程度，量化到什么程度，这是企业管理思维和方法，一般的基金会可能没有想到那么远的地方。
嘉宾提问：刚才讲到创新企业化管理，我了解到很多发展得非常成熟的企业都有研发部门，因为企业的发展动力是来自创新，那么你们觉得基金会是不是未来也应该去做设立一个研发部门，去调研一些社会的问题，作为基金会如何去设计新的项目去解决这样一些社会问题。
刘文奎：非常好的问题。刚好昨天有一个台湾的代表团，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组织架构里有研究部和品牌部，为什么没有企划部？你的创新在什么地方，你的机制是什么。现在在扶贫基金会，一般的新项目调研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研究部调研，然后研究新项目，今年成立一个新项目研发小组，这不是一个常设功能，是一个兴趣小组，跨部门的。还有一个机制，扶贫基金会有一个创新基金，每年拿出一定的资金，全员谁有新想法都可以申报这个创新基金，如果被批准了，你就可以成为这个项目的小组组长，你去做那个项目，基金会给你一笔资金来支持。在基金会工作的人实际上都有机会来申请，我们没有特设企划部，但是有这个机制。
嘉宾提问：公益基金有公募的非公募的，公募型的政府背景的色彩更强一些，专业化和行政化更强一点，非公募型民间化或者是特定性更强一些，如何能够实现公募基金的去行政化、专业化和企业化？非公募基金如何实现广泛化和更加透明化？
刘文奎：我认为未来可能公募基金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区别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公募也好私募也好这个不是本质的东西，最终取决于是否做到专业化，基金会存在的唯一的理由和价值就是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有几步，第一个你要发现问题，社会需求什么。第二个是针对需求，你要有能力提出来解决方案。第三步是你要根据你的解决方案去试错，去做试点，试点成功了，你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向社会推广，推给大众，募款、复制、扩大规模让更多人收益。还有一条路和媒体合作，和专业机构合作，向政府、决策部门呼吁，变成政策的一部分，促进政策变革，最后推动问题的解决。
未来我们和非公募基金会，和安利合作也好，和腾讯合作也好，包括和企业合作也好，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来设非公募基金会，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最终企业拿出这个钱来，一定是要发挥社会效益。这个时候就看谁提供的解决方案更专业、更有效，谁找的问题需求成分更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你提出来的问题能形成共识，这个合作很容易达成，所以我认为公募也好，非公募也好，最终取决于你是否做得够专业。
嘉宾提问：大家都知道企业最根本还是希望创造利润，企业是参与到社会责任还是希望说投入的各种成本都可以转化为企业的一部分无形资本？在企业选择公益领域方面，我会倾向于看到企业会选择一些比较容易转化为无形资本的项目。像是对于儿童或者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比较没有什么争议或者是说比较正面的项目，我想问彭女士，安利基金会在这个方面的想法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回应。谢谢。
彭翔：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到位。作为企业来讲，我先声明一点，企业的捐赠到基金会之后，它就是公共资产，是要为公众服务的，对公众负责的。这一点和企业之间不会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项目资助、项目选择的时候，会找一些比较不会特别受争议的话题，我觉得这个恐怕对于企业来讲是对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从企业来讲我们做战略慈善，正如前面我听房涛老师讲的，用企业的优势资源去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效率更高的做法。虽然我做到了企业的优势，但是并不代表为企业服务。对于安利基金会来讲，我们做儿童公益，但安利没有任何的产品线在儿童领域里面。所以说我们仅仅是为了、真的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个跟公司的理念是相关的。可能也会涉及一些真的很重要，但是不太有人关注的项目、领域，怎么办？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方案，就是资助这一类使命的社会组织。比如安利基金会有一个中国公益人才的培养计划，就是为了弥补这一块的，可能我们自己企业并不一定来资助，但是我们可以资助这个方面的NGO成长。
刘文奎：补充一下，关于基金会企业化管理的问题我想说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基金会必须要用企业的方法来管理。为什么这么说？虽然是公益的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和企业一样，基金会是要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就必须用到现代的管理方法，而现代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诞生的，所以，不用企业的方法，没有别的办法。管理就是要用企业的办法，只不过是在结果上我们是以社会问题为导向。我断言企业的方法用得越好的，这个基金会就会用得越好，而且所有的基金会，将来我们绝对都得用企业的方法。
房涛：是的，英国名企维真集团董事长布兰森有一本新作《当行善统治商业》，以及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最新的TED演讲都表明，企业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能够获得超越商业的蓝海价值，企业社会创新将支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基业常青，这正是我们原创推动的公益星火——中国慈善公益跨界人才培育和企业家社会创新培育计划的本质理念，我们期待中国企业家、企业基金会负责人能够从更接近美国的企业基金会的角度考虑公益如何与企业战略、可持续发展，以及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相关联。
我们相信正如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曲折漫长，社会变化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中国公益基金会的成熟也非一朝一夕就可以练成的，但是互联网的发展正在把人们的期盼变得越来越迫切，在全球化、资讯流通和技术发展的今天，行善的曲线变得越来越扁平，让我们更有预见未来遇见已来的能力，共创慈善，共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