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在一些领域内,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社区冷漠,个人利益至上和大众消费主义盛行。一些基本的公共道德需要重新修复,须知,社会道德的修复过程,同样是道德人文的修复过程。
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可能最关键的是,在各项重要改革的完善到来之前能够建设出一个理性成熟的公民社会,使得中国的转型可以相对平稳而理性。这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众成为有明确的权责意识、公共精神和包容态度的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历史文化脉络中那些关于社区、亲情和有关公平正义的公共道德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延续和发扬。
这个良性转型的过程注定是和化解一些社会矛盾的过程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大量的民生与社会发展问题。类似贫富差距、环境问题、劳工权益保护、教育公平等社会问题,在一部分人内心深处形成深层次的隐忧。未来十年间,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必须发现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以舒缓为主而不是堵,化解这些社会问题,也与不断深化改革、寻求新的社会制度建设密切结合在一起。
更值得我们关切的是,这些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在一些领域内,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社区冷漠,个人利益至上和大众消费主义盛行。一些基本的公共道德需要重新修复,须知,社会道德的修复过程,同样是道德人文的修复过程。它可能注定漫长。未来十年,如果真要不断深化各项重要改革,建立一个美好社会,那么这种建设需要连接地方文化脉络,倡导公民美德,并积极推动人们参与公共生活。
在未来十几年,社会的活力值得我们关注。利益多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过,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普遍民意的期待下,通过公民的自我组织和政府改革者的推动,中国将拥有一个改革深化、制度完善以及市场得以规制的社会。
届时,社会问题的制度化吸纳机制逐渐形成。公民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一个稳定、透明而有效的机制得以表达、沟通和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有效回应。须知,公民有效地表达自身的利益,一方面是一种很好的公民训练,通过这种素质训练,可以和平而理性地表达诉求,进而建设性地提出政策方案。这种互动机制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它是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一种必要机制。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柔性吸纳一些民众的合理意见,积极地面对和回应。通过这样的政府与民众互动,将会达到一种重建信任的效果。
这种利益表达很多时候是通过一些民间组织表达的。社会对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的宽容度正在不断加大。不但原来一些由政府主办的事业单位和组织正在努力转型,而且大量的以志愿为基础的民间公益组织也不断脱颖而出,活跃在社区的各个层面。
不但如此,中国社会还不断允许国际组织有序、合法地在中国注册和合法开展活动。正是在GONGO、民间公益组织和国际NGO的共同努力下,未来几十年里,一个社会组织的社会生态系统将初步形成。它包含基金会的资源链接体系,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社会创新体系,以民间公益组织为枢纽的社区发展体系,以及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为专业的社会组织人才体系,这些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组织的原始森林。社会组织将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的重要中介,逐步确立起自己的权威。
社区是国家的细胞,也是社会建设可以和人民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的关键场所。社区善治最关键的是,在社区中形成大批的自发自愿的义工,形成各种各样的社区公益行动来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福祉。而民间公益组织的作用是扎根社区,集中进行社区公共生活的生产。NGO根据社区需求和问题发现,支持建设公共设施,并依据社区以往的文化传统塑造社区公共空间。通过组织各类公益性的文化活动来发掘和培育社区中的公益骨干。
在这些活动中,NGO逐步和社区骨干一起组织讨论和建立各种公共生活的制度和规则。在这些制度和规则上,逐步由社区中的公益骨干人士建立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志愿团体。进而,NGO可以支持这些社区公益组织和地方政府、企业一起形成合作治理机制,解决社区中的关键问题,推动善治。在这种社区转变的过程中,社区不断培育出积极公民。社区的协商民主机制也初步形成,社区居民不仅仅通过投票,而且还通过利益相关各方参与的会议磋商来参与社区的政策过程。基于此,基层政府的治理也将发生改变,现在在一些地方,基层选举制度也已经开始实验。
此外,新媒体可以帮助设定社会议题,有时候甚至直接推动了社区行动的发展方向。我们在认同这种传播力的同时,也认同一切行为首先必须合法。
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需要成为社会建设的主流文化。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展、社区善治、新媒体以及各种社会实践获得认可的正当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步拥有公民美德,他们不仅仅认同自身的权责,而且还具有包容的态度,积极地和不同意见和观点进行交流,负责任地开展志愿行动;学会合作和团结,自我组成各类公共空间以及多样化的社会组织。这类积极公民的出现是未来社会出现的最关键的力量。而随着以民为本的民生政治的不断发展,这样的积极公民对于现代政治的有效运作也日益重要,它不但有助于政策过程中的多方参与,而且公民素质的提高还可以直接有助于政府提升自己的治理水平。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正是在这样持续、和平和理性的社会推动中,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非营利法律和法规,规范和鼓励着社会公益的发展。长久以来,社会组织领域只有管理条例来管理的局面将得到改善,有关社会组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社区营造等一系列议题都将出现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将进一步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
为什么我们如此地强调公益慈善的发展,以及成熟的公民们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各项改革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它最终能够完善各项制度、民众收入差距的鸿沟被有效缩小,公共政策是一个吸纳了各方建议的结果,经济与各项转型能平稳实现。这一切是有可能的,如果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公民道德不断加强,公民素质不断提升,那么这个转型的过程将会缩短,改革也最终会实现一个质的飞跃。